潮汕铁路是中国较早的商办民营的铁路，在修筑这条潮汕铁路的过程中，曾发生了铁路沿线乡民打死日本人的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史称“潮汕铁路案”。在日本人的逼迫下，腐败的清政府为搪塞日本人，采用了李代桃僵之策，制造了一起残害人命的冤假错案。

1903年，南洋华侨富商张煜南、张鸿南兄弟(祖籍广东梅县，人称张百万)通过当时的闽广农工路矿大臣张弼士向清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建筑潮汕铁路。经慈禧太后亲自批准，同意张氏兄弟兴建经营潮汕铁路，订下合约，定五十年后收归国有。清政府铁路大臣盛宣怀介绍了詹天佑前来勘探、设计。由于清政府地方官员、奸商与日本人相勾结，詹天佑遭到排斥。最后，日本人以100万元的工程造价承包修筑潮汕铁路，并盗用了詹天佑的设计方案。1904年冬，张氏兄弟成立了潮汕铁路公司，张煜南任总经理，铁路工程也就从汕头破土开工。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中国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当开辟潮汕铁路时，日本人飞扬跋扈，再加上筑路使沿线乡村的许多田园被征用、乡村被切割，早就引起沿线乡民的强烈不满。1905年初，当铁路修筑到澄海县和海阳县(今潮安县)交界的葫芦市时，日本人考虑到要在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庵埠(其时称龙溪都)设立车站，遂改变原来的筑路计划，决定舍直取弯，使铁路从庵埠穿过。这样，修筑路基时必须毁坏庵埠陈姓和杨姓二大姓氏所在乡里——马陇乡和文里乡的大片田园和墓地，同时把文里乡一分为二，一时民怨沸腾。文里乡的七十多岁乡绅杨元荣代表乡民亲自往海阳县请愿上书，要求不得改变原计划而变更路线。当时，清政府的官员都害怕洋人，因事涉日本人，海阳县官也不敢作主，无能为力，遂不置可否。

’

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就像一块好吃的蛋糕，令所有列强国家垂涎。图中左为反映各国瓜分中国的漫画，右为“时局图”。

1905年2月3日，月浦乡民与日本修路的工程人员发生纠纷，事态越闹越大，月浦乡民乘怒追打日本的工程人员，结果，有二个日本人在葫芦市附近被群众用田土击毙。马陇、文里二乡乡民也闻讯群起而至，乘机将葫芦市长期勾结日本人的奸商陈顺和的家抢劫一空。

海阳县驻庵埠的通判见出了洋人命案，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慌忙飞报潮州府，谎称庵埠陈杨二姓人造反，请求派兵弹压。潮州府接报后，一方面扣押了杨元荣，一方面督办吴祥达率领数百兵丁南下镇压。兵至庵埠，因不明虚实，吴祥达不敢贸然进兵，遂驻兵于文里乡的桥边村。陈杨二姓乡民闻知官兵前来镇压，惊慌奔走，四处躲避；庵埠寨内的店铺也关了门，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陈杨走官兵”。吴祥达责令乡绅缉拿凶手。按清朝的律法，罢市超过三天者，地方官员必须受到处分。因此，驻庵埠的通判只得亲率兵丁，挨户叩门，勒令开店复市；吴祥达也移兵驻扎于葫芦市。

在此同时，日本驻汕头的领事向清政府的地方政府交涉、要胁，提出要尽快破案，否则日本将派兵舰前来，今后筑路，也必须由日本派兵保护。

逼于日本人的压力，当时的广东总督岑春煊先后派了温钦甫和庄允懿前来查办，潮州府、镇官员和澄海、海阳县知县均亲临庵埠主持，到出事地点查勘，并在葫芦市设立临时办案行台。

澄海知县杜燮元能言善辩，千方百计将责任推给海阳县；而海阳知县胡光镛系捐班出身，昏庸无能，在上司的压力下，唯唯诺诺，结果，打死日本人的责任就落在陈杨二姓乡民的身。陈杨二姓被勒令各交出一名凶手偿命。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陈杨二姓乡绅便在穷人身上打主意，拟以每人一千银元的代价物色替死鬼。文里村的杨阿会，家境贫寒，性软弱，便被物色为替死鬼。陈姓乡绅还乘19岁的店员陈元贞半夜上厕，将其绑架，强迫去替死。这样，“凶手”抓到了，经与日本人讨价还价，总算在1905年3月结案：判处“凶手”陈元贞、杨阿会死刑，杨元荣监禁5年；另赔款二万六千元(银元)。至此，潮汕铁路案的风波才告平息。

(来源:潮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