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晓云

林仔肩 （1865-1936）原名林梁任，澄海县溪南镇南砂村人。工文章，善谈论。曾在《汕头图画新报》上着文斥骂慈禧太后，被清政府通缉，流亡海外。康有为、梁启超鼓吹变法时，他在潮汕奔走宣扬。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在汕头《挟华报》发文声讨。被潮梅镇守使吴祥达逮捕押解广州，得梁启超电保释放。1929年，因出资刊印反蒋文章，又被通缉，流亡海外。

林仔肩极为崇拜孔子和孟子，曾出任汕头孔教会会长。热心地方教育事业，于县内林姓各村，先后倡办“报国”、“爱国”、“华国”等10余所学校，其中的报国学校久著声誉。又曾倡办端勤女子学校，腾出祖屋为教室，儿媳妇、女儿等任教职。其与丘逢甲等人一起于汕头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是当时粤东第一所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新式学校。 

不管哪个年代，都不乏狂生的存在。他们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于这些人，多数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林仔肩，因其狂妄的言行，也被人们认为是狂生。但是，回顾其一生，他虽狂，却也是光明磊落的血性男儿，他的家族在他的发奋图强中，至今仍是澄海的大家族；他与丘逢甲一起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在民国时期是粤东地区第一所新式学校，同盟会的许多人才，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第一次开办同文学堂，林仔肩是发起人

岭东同文学校，许多人知晓是丘逢甲创办的。而事实上，林仔肩也是创办人之一。

自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中国遭列强瓜分以来，国内许多爱国人士、有识之士都在寻求救国之道，当时其中一种言论就是要“教育救国”。林仔肩、丘逢甲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当时在日本，一个叫东文学会的组织，他们认为要把日本明治维新后掌握到的新技术分享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就在我国各地寻找合适的方式。他们通过一位潮州人的介绍，辗转联系，分别接触到了林仔肩和丘逢甲。林、邱都认同要开办学校，帮助学生掌握先进的西方技术。

丘逢甲

于是，光绪25年即1899年，林和邱各自在汕头和潮州开设了同文和东文学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陈荆淮告诉记者，他在研究同文学堂历史时，曾看到邱的一封书信，里头有一句话：“听闻林仔肩在汕头也开办同文学堂，不知情况如何”。但是，当时社会对新式教育还不认可，学子求学仍认为是为了科举，以致生源缺乏，再加上资金缺乏等问题，两所学堂都被迫停办。

第二次开办同文学堂，林仔肩找来场地

第二年，日本东文学会的人来潮汕了解两所学堂的办学情况，得知两所学堂都已停办，觉得不妥，便又重新提及复办学堂。这时候，邱和林已经认识。双方重新探讨了当年办学的重点，决定要实现教育救国的想法，重新开办学堂。这一次，学堂确定设立在风气开明的汕头，并且采用民办形式，命名为“岭东同文学堂”。

曾经的岭东同问学堂，如今的外马路第三小学

学堂重新开设之后，以林为代表的汕头人士和以邱为代表的客家人士，都认为要由邱担任学堂的管理，也就是类似校长一职。邱既具有才识、能力，同时又因在台湾积极抗日颇有名气。于是，重要的监管一职就由邱担任。而在他的亲力亲为下，岭东同文学堂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也因此，人们多数以为同文学堂是邱创办的。

而岭东同文学堂能成功开办，林仔肩也出了不少力。学校的场地问题，就是林解决的。当时林在汕头由于经营得当，已有一定的资产，且有一定的威望。在寻找场地时，他得知同济善堂的旧址，也就是现今的外马路三小处空置着，场地大小很适合作为学堂，且当时这一地点属于偏离小公园市中心的偏远地方，也很适合办学，于是就亲自联系善堂的主要理事，成功定下了这一办学地点。

风波闹上报纸头条，狂生自负连累学堂

从两次创办同文学堂的过程，不难看出林仔肩那份爱国、想通过自己方式救国的热情。奈何他既是爱国君子，却也是自负狂生。岭东同文学堂成功举办，有他很大的功劳，却也可以说由他亲自破坏。

学堂成功办学后，一切交由邱监管。当时普通话还没有普及，作为汕头人的林和客家人的邱彼此言语不通，招收的学生也按语言分为了潮汕话班和客家话班，分别授课。可时间一久，矛盾就产生了。林仔肩认为，自从创办以来，所有事务都是丘逢甲监管，还有一帮同乡的客家人帮忙，不大放心，对邱要求欲查对账目。为此林屡次在学堂闹，还集合一帮汕头本地人士，使得事情越闹越大。后来，双方在报纸上唇枪舌战了好几回，引起了强烈的风波，此事还登上了澳门当地报纸的头条。

最后是官府出来调停，才逐渐平息了事态。而调停的结果，就是丘逢甲无奈辞职。离开了丘逢甲的同文学堂，逐渐不复当年盛况。

 岭东同文学堂的开办到落寞，都离不开林仔肩的作用。虽然这只是他一生中的一段历程，却也足见其君子狂生的两面性格，而这样的性格，似乎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充满传奇色彩。

（来源: 汕头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