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东兴市潮商会会长林惠江（右）

潮汕也有“1942”，哀鸿遍野；是“东兴汇路”拯救了在战争和饥饿中苦苦挣扎的逾百万潮汕侨眷……

一部糅合日本侵华、河南天灾、些许人祸等元素，反映河南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题材电影《1942》于2012年12月在全国各地热播。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备受战争与饥荒折磨民众的挣扎和痛苦，深深震撼观众的心灵。

无独有偶，当时的潮汕，同样遭受着外族侵略与天灾所叠加的厄运。提起不堪回首的往事，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一辈潮汕人在唏嘘不已的同时，都会说出这样两句话，一是“好彩我们有侨批！”，二是“好彩我们有东兴汇路！”。

侨批，潮汕地区俗称“番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汇款，其中绝大部分附有家书。“侨批”，是潮汕人曾经的生存“脐带”，“东兴汇路”，作为“侨批”史上一个短暂的“片断”，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生命线”呢？

历史不会忘记：1939年6月21日，日寇侵占汕头；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1943年，潮汕发生罕见大饥荒。这一时期的潮汕大地，水深火热哀鸿遍野。与此同时，由于海路交通全面中断，大部分人赖以生存的侨批业务停顿，逾百万侨眷濒临绝境。1942年春，潮帮侨批局业者不畏艰难险阻，奋力绕开日寇封锁线，探辟以越南芒街为突破口、广西东兴为枢纽，将东南亚的侨汇秘密通过东兴沿着广西、广东内陆地区成功转到潮汕，这条蜿蜒曲折的生命线就是——“东兴汇路”。新汇路的成功拓辟，拯救了在战争和饥荒状态下苦苦挣扎的潮汕地区侨眷，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历时三年半的“东兴汇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东兴汇路”的拓辟，将侨批传统的海运传递扭转为由陆路传递，是自侨批有史以来极为典型的特例，充分体现了潮人敢为人先的胆识，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坚韧意志，海外侨胞和侨批业者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还有笃诚守信的敬业精神——而这一切，都闪烁着潮汕文化的光辉，展现出潮汕文化的力量。

2012年是“东兴汇路”拓辟70周年。7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批客们走过的古道客栈，今日是否犹在？那些挎着市篮、挑着白帆布袋、撑着长柄纸雨伞，行走于山水之间的批客们，如今是否健在？沿着昔日“东兴汇路”路线，让我们一起探访这条坎坷曲折的沧桑古道，共同感受这段可歌可泣的精神之旅。

在奔赴东兴市调查采访之前，记者就在采访中了解到：解放前，潮汕地区民众靠海外侨胞寄回的批款为生的，约占总人口的40%~50%，有些乡村则占总人口的70%~80%左右；如按侨眷家庭计算，平均每月所得的批款，约占家庭总收入的80%以上。不少文献史料这样描述侨批汇路中断后潮汕侨乡状况：整个潮汕百多万归侨侨眷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活濒临绝境，终日只有望洋兴叹。

在著名侨乡澄海，“东兴汇路”调查组走访了几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了解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侨批汇路中断之后当地侨眷的生活状况。这些老人的口述材料，就是对文字资料最好的印证和诠释：

据83岁的隆都镇上后陈村村民金昂莹说，上后陈村“一向食蕃批”（即靠海外侨胞寄回的批款维持生活），在新加坡出生的陈绍添，1941年回村里娶妻后再返回。翌年批断、生活无着，其妻无法再支撑下去，只得改嫁他人。他的妹妹则被卖往福建。1974年，陈绍添返乡时，家中已无一亲人。

另一村民陈林顺也是侨眷，沦陷后因“批断”失去生活来源，父亲忍痛将他卖往梅县，他妹妹卖往福建。后来，陈林顺跑回自己家乡，赶上土改分田，才定居上后陈村。

隆都镇下北侨梓里村81岁的林维坤提及的林书荣一家的境状更惨。据林维坤回忆，从暹罗返回家的林书荣全家共七口，在沦陷期间经常是饥不果腹，每到吃饭时，孩子们都抢着拿饭勺去捞稀粥里的地瓜块。林书荣妻子去挖地瓜时，连地瓜藤都拉回来充饥。最后苦撑不下去，就将大女儿卖到梅县，二女儿跟母亲去讨饭，饿死在求乞途中。此外，林书荣还有一个儿子也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也饿死在家中。

南溪村83岁的陈维协说，该村八成的家庭有亲属去暹罗谋生，村里的光大巷里，100%的家庭是靠侨批的批款过活。1942年以后批断后，又碰上大旱，大片农田绝收，有的一亩地只收两筒（约两斤）稻谷，许多家庭经常是“米瓮空空”，用野菜以至小蝌蚪填肚子，饿得面黄肌瘦。“当时的隆都镇驻地店市，几乎天天都有死人，善堂收尸都来不及，真是惨不忍睹啊！”

记者从有关史料了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批路断绝，潮汕地区侨眷的生活就陷入困境，许多人靠卖房产或贱价出售衣物度日，不少人流落到福建、江西等地，有些是活活饿死或被迫改嫁。如：澄海澄城镇东湖村邱姓原有150户、800多人，由于批路中断，没有生活来源，被迫卖屋20多座、350多间；上华镇冠山村原有9886人，侨眷人口占一半以上，也是由于日寇占领澄海、批路不通，全村被害37人，饿死283人，绝户194人。

虽然在东兴找不到保存完好的“东兴汇路”遗迹，但记者通过采访汕头、广西当地一些单位和学者以及调阅大量调研资料，详细地了解“东兴汇路”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记者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了解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侨批业，都受日寇控制。此时，海内外的潮帮侨批局本来完全可以宣布无能为力、关门大吉而不受指责。然而，深明大义的海外潮帮侨批局业者，仍记挂着家乡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众多侨眷。为了让“嗷嗷待哺”的侨眷能活下去，侨批局业者决心开辟递送侨批的新汇路。

陈植芳（1915-1998），汕头市鮀浦大巷人，资深侨批业者，1937年出国到安南（越南）海防市“和祥庄”从事侨批业，长期往返于越南、泰国、柬埔寨。据陈植芳的儿子、“东兴汇路”调查组成员陈胜生回忆，当年，他的父亲“过番”到越南海防市，帮助他姑父经营“和祥庄”渔网店售卖家乡产的渔网，渔网品种繁多、质地优良，颇得当地及华侨渔民的青睐，因此“和祥庄”生意红火。

陈植芳先生

“这一次机遇，改变了父亲的一生。”陈胜生告诉记者，当年陈植芳将一批批的渔网、咸鱼运到柬埔寨贩卖，凭着乡音沿途结识了不少散居于柬埔寨各地的潮侨，他们一边如饥似渴地从陈植芳口中得知潮汕乡梓的信息，一边急不可待地探询联系家乡亲人的途径。陈植芳在柬埔寨卖出了所带的渔网和咸鱼，也带回了从华侨所托的批信，并将批信、批款交给回潮汕买办渔网供店销售的店员回汕分发，“和祥庄”从此也兼营起侨批业，陈植芳独当一面分理店中的侨批业务，并在金塔设立了“和利兴”批馆。

陈胜生回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海禁，他父亲悟出侨批对潮汕民生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侨批解递的安全性和探索、开辟新侨批汇路的必要性。这一理念驱使陈植芳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探辟侨批汇路。从1940年始，他父亲单身匹马往返越南与云南、广西、广东的边境各地，路线为：海防—（轮船）—湛江，老街—（红河桥）—河口，同登—（镇南关）—凭祥，芒街—（国际桥）—东兴。

“东兴当年为广东所辖，有历史性的边贸基础，平和的社会氛围，方便的交通条件，东兴人特有的纯朴风气……经过多方比对，父亲才确定在东兴设站调度侨批的来回流程，把东兴作为侨批汇路的跨国中转枢纽。”陈胜生说。

1942年2月，陈植芳在东兴将第一笔侨批试汇往潮汕获得成功，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西贡、宅郡、柬埔寨，周旋、罗织汇路的海外侨批局网络部分；而国内的侨批递解线路，则通过多条渠道抵达国统区前沿（接近沦陷区）——揭阳。“当年与我父亲衔接的海外侨批局达30至40家，还有部分海外侨批局直接在东兴设点经营，因而经东兴转发侨批的额度极为可观。在业内间秘而不宣的‘东兴汇路’因此形成了，并成功地运作了三年半的时间，直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敬请留意“东兴汇路”： 那条曾经的生命“脐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