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曾有过那么一段时期，由于接连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以及官方强力镇压的交叠，而导致民生凋敝。彼时，赈灾济困，解饥活人，是潮汕近代商人同心以赴的善举。

　　每遇灾荒，即有不法奸商趁机抬高粮价，在其发横财的同时，也有大量民众因为买不起粮食而走上末路。在当时，有位挺身而出，救危扶危的榕城巨富，陈泰兴创始人陈秋启发挥了表率的作用。

　　道光十三年（1833），由于咸潮害秋，粮食失收，民掘草根剥树皮以食，道上饿毙者比比。陈秋启主动平粜稻米二万石，而且每一起交易都手自称量，不轻假于人，以防坑人的事情发生。同时，他还自请在学宫前设厂施粥五日。后人在追记此事时，说到市民“菜色立变”，是有些夸张，但此举活民大量却也是事实。

　　榕城陈泰兴的陈秋启故居

　　还有一位在城青年商人黄仲惠，随父下乡催收欠债，他父亲让他先问某甲，后再问某乙。时朔风凛冽，他看到某乙身着粗布单衣起迎，冻得唇黑耳红，深受震撼。在心里说：怎么贫穷到这个地步。于是非但没有说明讨债的来意，而且把身上仅有的七百铜钱，全部送他，而后匆匆离去。

　　有在城人卓伯元者，中年经营糖业，由赤盆而成小康。自此，族中孤寡四五家，他都月给米石余以接济。一寡妇因穷欲卖子，卓伯元闻知马上表示愿意助养，及孤儿长大，他又延师训蒙，与子孙一体督课。

　　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只列数端。

　　商人有钱，在那官府财政十分薄弱，捉襟见肘的时代，很多公益事业如建校舍、修桥路，乃至上缴朝廷的额外征费，都要依赖商人且有良德者的资助，方能逐步解决或交差。不少潮汕商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上面提到的陈秋启，曾于道光十七年（1837），咸丰十年（1860）先后捐修潮州湘子桥和渔湖桥，道光初年倡建学宫文昌祠和奎光阁，而且表现出了“不遗余力”，而深受官民的称赞。

　　潮州湘子桥

　　揭阳学宫文昌祠

　　拔贡生、梧州知府周易的父亲，也以经商起家的周雪溪，“地方善举，知无不为”。除参与多次的赈荒外，还受邀参加潮州总兵方耀惩办积案（俗叫“办清乡”）的善后工作，“兴利除弊，百废俱修”，使清乡造成的疮痍，得到及时的修复。

　　这里还必须特别提及郭之奇的八世孙，“以家贫舍儒而贾”的郭升裕。他在致富之后，非但创置了今之城东甲东里大宅与组祠，“邑之文庙、书院、会馆、街亭、津梁之建葺，与夫善堂、义塚、育婴、恤寡、济贫、施丐之周急，凡力所能为者行之，数十年不倦”。榕城北门关帝庙这一处现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他光绪初年出资修缮的功劳。

　　榕城北门关帝庙

　　黄乾正也是一位急公好义的“另类”。他看到前人所设的育婴堂有名无实，力劝整顿，议立良规，慎雇乳媪，全力捐资以助完善。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那些可怜的弃婴，他居然做到每日早起，即往五门城隅周行察视，遇有呱呱被弃者，就马上抱起。如果姓还可知的，就及时记录在册。这样做，是为了等其长成，为其择良以配时不致混适同姓及坠为娼尼。他这样坚持了几十年。有人笑他迂拙，他则“历引溺女之果报以晓之”，使人皆叹服。

　　在这些行善的潮商中，并非每个商人都腰缠万贯，有的甚至还是依靠自己的节衣缩食而来践行义举的。

　　孙朝财是个典型。他是在城人，几十年做着小生意以养家糊口。但是他饱受过贫困之苦，于是“业贾”之后，本人坚持俭朴生活，却“不忘施济”。他常置一个“扑满”，每天都把收入中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和购货部分拿出后，其余放入其中。到了大年除夕，就把这些钱以每户百钱，“叩贫家门”分发，“行之数十年不倦”。因其救助而能过年者，积之达于累百上千之数。同治四年（1865）岁饥，绅士设厂施粥时，正值大暑，贫民络绎奔趋。忽然间下起倾盆大雨，朝财在店铺里发现这个情况，急购蓑笠八百件分赠，大的分给妇人而背着儿女的。考虑到暑雨伤人，他还令家人烹煮解暑茶数缸置于粥厂之外，以供渴饮。一城为之感动。

　　归侨乔林林焜耀，过番数年，赚了点小钱，即返回家乡，买了个“州同”的职衔，但没陶醉于这捐官的好玩。只把捐官当做一个支援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所以家居之日，举凡“施棺、掩骼及熬膏药以施病者”无不实行。熬膏药以施病者，既是林焜耀的特技，也是在经济不太宽裕了的情况下，他所想到的以小钱办大事的事业。一样地可以体现出他的慈爱仁心。

　　潮州总兵卓兴

　　棉湖的杨锦鹏，“尝学陶朱术，往来吴越闽中，假懋迁为壮游”，赚不到什么大钱，但在做生意过程中得人授以异方，知可应急。时乡人卓兴以都司之职，在茂名与农军作战，士兵多病于疫，人心惶惶。消息传到揭阳，锦鹏二话不说，放下手头的生意赶制方药，而后日夜兼程，送至茂名军前，经得病士兵服用之后，痊愈者无数。卓兴后来升至潮州总兵，为国家的安定，建立了汗马功劳，这其中有着杨锦鹏的一份功劳。

　　同是棉湖的林舜贤，他有个孙子林钟华做着韶州府学教授的教官，但他家里一点微薄的积蓄，却靠平时经商的收入。存钱虽然不多，但“性好善”之故，“乡族有义举必赞成之”。最值得点赞的是嘉庆间，他尝邀六姓殷户捐资置产，为士子乡会试资斧之助，这个仿似今日基金的建立，舜贤无法个人承担，但他把富人们的力量集中起来，因此也就成就了大事。

　　商人群体的贤德，不像职官的施政，儒士的论学，而是以捐资为主要方式去践行。他们的贤德因之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虽然不像思想文化、锦绣文章那样可以传之四海，影响后世，但却在当时发挥了权力和文字不可代替的作用，也为社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来源：揭阳日报 文/彭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