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钟民和崔健在看《记得少年那首歌》样片。当年25岁的许钟民扛着背包初闯北京推销录音带时，囊中羞涩买不起崔健的演出门票，许钟民就暗下决心要让崔健随时在面前摇滚，不出几年崔健成了他的京文的签约歌手。这样的事，也发生在唱《让世界充满爱》的郭峰、唱《村里的姑娘叫小芳》的李春波等歌星身上.......

许钟民的父亲当年是村干部，在文革中被判二十年劳改，电影中在剧院礼堂开批斗会的场景，勾起他很多往事。“公开宣判游街，押上汽车送往劳改场，我当时6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追在汽车后面哭，眼睁睁看着父亲就这么走了，这种印象刻骨铭心。”许钟民对我说。

父亲的遭遇深刻地影响了他，上学和当兵都没有指望了，这也直接造成少时家贫。他从不避讳谈起这些，这似乎也成为了某种励志的典型。上小学的时候，许钟民交不起学费，教室里的黑板上写着“许钟民欠学费1.8元”，贫穷成了一个少年心中挥之不去的耻辱。

如果放在当下，当年的许钟民绝对算得上一个创业的典型。1970年代末，不到15岁的许钟民就赚到人生中的第一笔钱。他跟人合伙，跑到福建东山去倒生蚝回来卖。潮汕靠着福建，但福建东山的生蚝要比潮汕本地要好，这一笔买卖下来，许钟民就拿到了将近一千块钱。“钱都给家里了，母亲太穷了”。15岁开始，他就离家开始闯荡社会。

许钟民长期热心公益捐资家乡潮南成田镇大寮村的环境整治，保住青山绿水。大寮嵌瓷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骨子里我是爱折腾喜欢挑战的人。”许钟民说。众所周知，潮汕人有胆、敢赌。当我问起他曾经做过的最冒险的事情是什么，五十岁出头的他说的还是十几岁的往事。

那是1982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开工，三天一层楼的效率创下了当时所谓的“深圳速度”。许钟民在深圳的一家建筑公司做“伙夫”，小伙子干事干净利落，很讨大家喜欢。

奋斗到这样的公司，许钟民已经有了令农村人羡慕的城镇户口，“很不容易的”。但恰好这时，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统购统销政策，这意味着粮食市场将全面放开。许钟民从中嗅得商机，他毅然辞掉这份工作，“我心想，这么多人来深圳打工，总要吃饭，只要能从特区之外把大米运来，就能挣钱”。

多年之后，许钟民依然记得，他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出公司，车上的木箱子里装着他的行李。他三步一回头，心有不舍，虽然之前公司很多人都劝他，但劝不动。他揣着几百块钱，独自坐上火车，从广州跑到江西南昌，“到了之后都不知道哪里产大米”。

他赌对了。倒腾大米让一个17岁的年轻人迅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在当时自行车都稀罕的年代，他已经买了货运汽车，再后来，一个车皮一个车皮的大米被他倒腾到深圳去。“现在看我的儿子，我忍不住想，在他这个年龄，我已经做了很多事了，”他笑了起来，“当然不是他错了，不能以原来的眼光看这一代人。”

如今许钟民的儿子也在创业。其实他一直希望儿子搞学术，在国外读书之后，直接入籍做一个技术官僚，安稳幸福。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你让我下辈子选择，我绝对不会选择当商人，做生意太苦了，揪心累心”。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打小受苦，所以就想给孩子们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2002年的时候，许钟民带着全家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度假，这里是冲浪和滑水爱好者的乐园。许钟民坐在沙滩上，浪花袭来，亚洲人习惯去保护玩水的孩子，而几个老外带着两三岁孩子往浪里冲，不仅不让孩子往岸边跑，甚至把孩子往浪里扔。这不禁让许钟民反思教育理念的差异，“好的父亲应该跟老外那样，让孩子从小就挑战自己，经历一些事情。”

他忠告自己的孩子，创业做生意一定要接地气，扎扎实实。“我见过太多浮躁的人，不是认真地思考构造一个能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而是想怎么能拿着方案融到钱。目前这个社会是得有人这么干，但所有人都这么干，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成功的商业模式一定是以盈利为导向的。”

二

张和平还记得，1990年他第一次见许钟民的时候，许钟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当时张和平是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总编辑，后来升任北京文化局局长。回顾90年代的文艺圈，张艺谋、冯小刚等人的崛起，都绕不开张和平的助力。

当时25岁的许钟民背着一个大包，拿着空白录音带过来推销。与90年代初大部分人南下经商相反，许钟民凭着自己的商业眼光，选择在北京办了一个磁带厂，做音像制品的原材料生意，因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北京音像总公司等老牌都聚集在北京，直接靠近厂商。

许钟民把张和平称赞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许钟民，就像张和平的名字一样，他们都是平和之人。做拉近影业，许钟民也带着张和平去看了《记得年少那首歌1969》。四个小时的电影唤起了张和平的青春回忆，他的家人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看的时候，张和平掉了眼泪。

令他感动的还有，他深知这部文艺片在当下商业电影主宰的市场里，将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其实说明了小许的情怀，如果没有打动他，他肯定不会接这个事，人的好恶是取决于他自身的素养的。”张和平给这部电影写了推荐词：“无论如何，青春就是希望”。

张和平与许钟民更广为人知的合作缘起自京文唱片公司，当时许钟民不满足于做唱片原材料，“想往主流靠一靠，挑战一下自己”，他直接与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合作，成立了京文唱片。

那是一个影视剧刚刚火热的年代。张和平策划、王志文江珊主演的《过把瘾》引起了一代青年的精神共鸣，这部电视剧杂糅着王朔的《过把瘾就死》、《永失我爱》、《无人喝彩》等三部小说。片头片尾曲《过把瘾》和《糊涂的爱》这两首歌的歌词都是张和平写的，原唱是刘欢和那英，“天高莫忧愁，真意换真心。过上一把瘾，拥抱你的心，不在乎过去，日久见真心。”

张和平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依然记忆犹新，《过把瘾》这部8集电视剧最初定在央视黄金档，但当时家庭观念不是特别解放，最后一集被挤到了半夜12点，“结果挤出来一个零点效应，这是以前历史上没有过的。大家第二天都要上班，但都等着追着看最后一集”。

当时许钟民坐在出租车上，听到很多广播听众打电话点歌，点的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他已经意识到，这剧火了。后来张和平和许钟民一碰面，就商议出要让王志文和江珊翻唱这两首歌。“电视剧播到一半，我们就组织连夜进棚录，几天之内抢出来，一下发行比刘欢的版本还要大。”张和平说。自此，演而优则唱这套完整的工业链就被许钟民琢磨出来，这是国内首次发行的由电视剧主演原人、原声演唱的专辑。

《再过把瘾》唱片最后发行40多万盒卡带，而整个电视剧的制作成本也就50万元，“这是我跟小许非常成功的一个合作”。张和平把关内容，许钟民负责制作加工和发行，在1995年，京文更是请来王志文、江珊、陈道明、葛优、刘晓庆、姜文做了一张唱片《爱在百年》，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周年，歌词也是张和平撰写，已经成为无法超越的绝响。

“一开始觉得这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行业，其实进去之后才发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分工明确，没有那么复杂。”许钟民说。一个有趣的段子是，在1995年崭露头角之后，京文很快吸引到国际公司的关注，索尼唱片主动找到京文合作格莱美奖音乐时，许钟民第一反应是：“格莱美是谁？”

也就是在这样的摸索中，许钟民的国际视野开始打开。他首先引进了“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后来包括环球影业的大片、美国DISCOVERY、美国国家地理的影片都是他最早介绍到内地，这些内容奠定了他在内地文化领域开拓者的地位。“别人跟我说你是文化人，我说我跟你急，最多我只能算是文化商人，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谈不上经验的借鉴。”许钟民说。

一手引进来，一手做原创，那是许钟民的黄金年代。虽然不断面临着盗版的困扰，但许钟民带领着京文唱片此后推出了很多经典华语歌手，包括崔健、鲍家街43号、郭峰、陈明、韩红、子曰、雪村等等。90年代末期，京文旗下的嚎叫唱片，更是培养出谢天笑、冷血动物、痛苦的信仰、左小诅咒、扭曲的机器等摇滚乐队。

“那是所有人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候，不断推出新唱片、新歌手，不断成功。而有一帮人，包括我老家的很多人还在干盗版。我拿5%的正版去跟他们95%的盗版抗衡，我很自豪。他们都很怕我，每次回去，他们都提前查好我的机票，怕我回去抓他们。但是抓不过来”。

许钟民对潮汕还是有着情怀，在1996年成立了潮好味餐饮，厨师都来自潮汕当地。在当时京城潮州菜价格普遍居高的环境中，潮好味的“地道正宗，好吃不贵”成了快速发展的法宝。跟其它餐馆不同的是，潮好味的菜谱里，第一页是最便宜实惠的萝卜糕、砂锅粥等等。

潮好味很快也获得了成功，很多名流都来光顾。他至今得意潮好味的营销手法。他把餐厅广告语录进音乐磁带里，随着歌声传播开来。潮好味一度成为他以商养文的方式，他把利润率控制在7％至8％，这比同行业低了近一半，利润用来补贴京文唱片。

“既然要做连锁餐饮，我一定要构造一个标准化。”许钟民找人专门制定了潮好味的标准，比如一道菜里味精放几克，炸豆腐的油温要控制在什么温度，这些标准汇集起来有十万字。但因为始终无法标准量化，许钟民很快丧失了兴趣，“中餐连锁做的越大，死的越快。”他这样总结。

短短三年，潮好味开了六家店。快速扩张的危险很早就暴露出来，这让许钟民警醒。但许的最大问题可能在于，许钟民在潮好味引入现代化的标准，找到职业经理人来运营，但这跟潮汕本地出来的厨师格格不入，厨师一般文化水平不高，两种文化冲突对抗经常发生。几年之后，许钟民就把潮好味让给他哥哥去管理，之后的潮好味，已经完全背离了许钟民最初的理念。

三

“一个人不应该掉进钱坑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但起码我不是。在物质需求满足之后，应该更多地挑战自己，”许钟民对我说，这样的观点他之前也说过，“我挣的每一分钱都要经得起推敲，这样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

拉近影业的发布会上，许钟民还请来了韩国iHQ集团总裁郑勋卓，拉近在未来将与这家韩国公司合拍作品，宣布“双方将在资本上开展密切的合作，共同拍摄电影，制造亚洲巨星，联手打造亚洲娱乐帝国”，现场更是一下公布了15部片单计划，其中中韩合拍的《不速之客》将在3月公映。

拉近网娱集团旗下的音乐公司和体育公司都将在今年正式推出，音乐、影视和体育三块并重。在许钟民的设想中，这将会是一个泛娱乐平台。拉近网娱更名之前叫“中国星文化产业”，原隶属于向华强拥有的中国星集团，业务涉及影视制作、影视版权、影人经纪等方面。

稼轩集团在拉近网娱约占股47.10%，中信方面持股10.93%。稼轩集团的主要股东是国美，黄光裕控股55%，许钟民夫人马青45%。在2015年8月，中信股份以6.285亿港元入资拉近网娱，因而拉近网娱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新的调整。

这也是国美介入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早在2013年，稼轩投资制作的大型风情秀《PANDA!》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驻场演出300多场，这就是许钟民的手笔，也是他重新回归文化产业的试水。

当时许钟民在拉斯维加斯就发现，“没有一个满足全家人去看的秀，要不就是只老人孩子爱看，要么就是一些偏色情的”。找准了定位，把少林功夫、川剧变脸等内容穿插在其中，汇集成为给老外能看懂的一个故事，果然票房很好。“早在十年前，我跟国美就开始谋划大文化这个板块，走了一个轮回，我还是回到了初心。”

虽然《PANDA!》秀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按照许钟民的设想复制到全世界，“但很多人开始知道我在做事情”。这似乎就像当年许钟民做原创音乐一样，港台盗版满天飞，很多人说他做内地原创卖不动，但许钟民认准了的事就得干。“你听张学友，总得还有一个小张学友出来，不能他妈的听到八十岁还是他。这事谁都没人干，总得有人干，道理就是这样。”

热钱涌入影视，这是一个资本涌动的行业。对于许钟民来说，资金都已经到位。“其实我没有什么焦虑的”，许钟民说，他比很多同龄人都更早的进入了社会，历经了近四十年的沉浮和打拼，“酸甜苦辣都尝过了”，从一个农民翻身到现在，儿女长成，孙辈都已经呱呱坠地，“我一切都是赚的，我自己没有野心”。

2010年，许钟民牵涉黄光裕案，因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从犯)以及单位行贿罪入狱。他几乎不对外提起这件事，但这一次，他开了口，“一个男人肯定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他只讲了两件事。

许钟民之前从不吃面食，在狱中没得选择，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吃馒头。他的律师给他送进去很多书，这都是他请求的，内容包括世界史、宗教史等各个方面。“基本上三天一本书，包括研究天主教佛教是怎么来的。那是难得的学习时光，现在哪有条件一个月读十本书？”

和他同处一室的几乎都是重刑犯。13个人中有9个人是犯下了刑事重案，加起来手上有十多条人命。同是苦出身的许钟民的命运与他们有着截然相反的轨迹。一位重刑犯临行前，没有别的话，只给许钟民提了一个请求：想穿一套正版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上路。许钟民让律师买了一套送了进来。

“你对自己最多的反思是什么？”

“更多的还是反思性格上的问题，只分敌我，不分是非。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尽量改掉这个，但天性难改，能改掉多少，我也真不知道。”许钟民跟我说。

“他栽了个跟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老朋友张和平这样看他曾经的伙伴，“就像人走路一样，摔了一跤，他爬起来还在继续前进。”

许钟民长期热心公益捐资家乡潮南成田镇大寮村的环境整治，保住青山绿水。大寮嵌瓷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